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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度搬迁寻富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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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记凯里市跨行政区域搬迁户吴邦清

 

凯里市清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,42栋。

他正要出门,被我抢先一步堵在了门口。起初他有几分愣神,当我表明了来意以后,才笑哈哈地说:“幸亏你早来一步,不然就遇不到我了。有朋友约我去开发区那边做事,我想赶早过去看看。”

他一边说话,一边转过身,把我领进了家门。

他说的“做事”,其实是弱电工程,给一家小区地下停车场安装监控探头。凭借这门技术,近些年他一直坚持不懈,在省内外揽活谋生。

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里多数人家的室内装修,大体都是相同的,毕竟房屋结构只有那几类,区别的只是坐向罢了;面积也是统一的,三室一厅、一厨一卫,大户型与小户型,相差也不过一两个平米,凭肉眼目测根本分辨不出面积差异,因此室内装修设计也就大同小异。眼前这套房子究竟属于大户型还是小户型,别说我看不出来,就是房主本人也未必知道。进了门才发现,客厅地上铺的是米黄色瓷砖,石膏板吊顶,采光的阳台,落地式窗帘,雪白的墙壁,沙发、茶几、餐桌、彩电,一应俱全,整洁而清爽。进家时,他回过头对我说不用换鞋了,家里乱糟糟的,以后再慢慢打扫卫生。这只是他的自谦说法,其实室内干净整洁,我真不忍心下足,于是迅速把皮鞋脱掉,熟练地扯过一双摆在门边的棉布拖鞋。

沙发前的茶几旁边摆放着一台电烤炉,桌面上铺张透明塑料板,摆放的两台手机都是他本人的。我不喝茶,他倒杯白开水放在我面前,弯下腰去插上电源,这台炉子就成了我对他的采访平台。

他原本不是我最初拟定的采访对象。市扶贫开发办公室(生态移民局)提供给我的几十个采访名单中,有一个叫吴练凡的名字,感觉有点特别,我先联系上了她,然后通过她才找到眼前这个中年男人。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,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含的机缘,我们就这样相互走进了对方的视野。

吴邦清,男,侗族,1975年出生,剑河县南加镇格里村人——这是入户采访之前,我到大桥路社区得到的关于他的一点点信息。

在和他见面之前,我一路上对他的形象作了种种猜想——矮小、老态、蹒跚、佝偻、落寞、苍白,甚至于牢骚愤世,阴暗尖刻……然而,当我们相见时,这一切想象都烟消云散,显得十分多余。他中等身材,夹克休闲装,短发齐整,双目炯炯有神,干练而朝气。听完了我的自我介绍时,他枣红色的脸庞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。这微笑分明是在阳光里带着几分自信,豪爽中带着几分热情,幸福中带着几分期盼,怎么看都不像从贫困山区搬迁来的扶贫搬迁群众。古语有云:入门休问荣枯事,观见容颜便得知。此时,我的心中似乎有了底。

从交谈中得知,吴邦清上有3个哥哥,1个姐姐,他在家里排行最小。除了姐姐远嫁他乡以外,兄弟4人都搬迁到了凯里市,大哥吴邦银、二哥吴邦锦和他都住在清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,三哥吴邦坤则住在白午生态移民城。

一个村子、一个家庭,大面积搬迁移民,背井离乡,这种现象并不多见,其身后究竟藏着什么原因?贫困程度到底有多深?看到我不解的表情,吴邦清把思绪拉回到了16年前的格里。

格里地处偏远,深藏于老山界与青山界之间的褶皱里,和剑河、锦屏、黎平交界,一脚踏三地,鸡鸣三县响,田土相连,牛马相参,不分彼此,站在山梁上吹一调木叶,唱一首山歌可传遍三县地界。

康中河从格里流过时,也不过是一涓细流而已,涨水时洪流滚滚,浊浪滔滔,枯水时没不过膝,脚踩跳岩就可走到对岸,河床最宽处也不过10米。就这么一条季节河似的小溪,群众在格里两岸结庐成寨,侗汉杂居,左岸地势较为平坦开阔,叫作平寨,属于剑河县南加镇;右岸地势较为逼窄陡峭,叫作陡寨,属于黎平县德化乡。在剑河县境内种一棵南瓜,可牵到黎平县去结仔,黎平县的鸭子时常跑到剑河县的水田里觅食。格里就是这小河两岸寨子的统称,上百户人家世世代代窝居在这闭塞的山沟沟里,艰难地打发着日子,过着贫寒的生活。

这里距离哪一个县城都在百公里以上,深山里夹着老林,老林里藏着山沟。过去不通公路,不通电,不通电视、电话,更不通手机信号,里面的出不来,外面的进不去。无边林海,接天寒树,一溪清流,半坡梯田。有野猪走过,山羊爬过,猴子跳过,苍鹰飞过,云封雾锁过,冰雪覆盖过,山洪肆虐过。这里的百姓多见青山,少见世面,世世代代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,日出而作,日没而息,看着太阳从东边出来,向西山落下,守着村旁的树木从开花结果,到叶落枝秃,任由岁月在平淡中无休无止地延续。

上世纪末,三板溪水电站开工建设,格里成了库区移民搬迁点。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实地勘察设计,本着就近选址的原则,2003年,格里村群众整体往后山迁移100来米。格里平寨的三间老屋是父母建造的,已经年久失修,风雨剥蚀,烟熏火燎,黧黑如墨,兄弟几个结婚生子以后仍然挤住在一起,显得拥挤不堪,趁着这次搬迁,把老屋拆除了,四弟兄在新址上建了两栋木房,吴邦清与三哥吴邦坤共建一栋,大哥吴邦银与二哥吴邦锦共建一栋。至此,吴邦清兄弟几个,也和当地群众一样,带着响应政府号召的荣耀和欣喜,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迁徙。

有了这第一次,后来接二连三的搬迁似乎就与他们兄弟结了缘,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内,他们一次次搬迁,弄得心力交瘁,哪还有时间发展生产?哪还有精力脱贫致富?光搬迁就把他们折腾得精疲力尽,脱了一身的皮。

自从三板溪水电站蓄了水,山体被水长期浸泡后就变得松软不堪。为了搞建设,新迁群众在陡坡上挖屋基,砌堡坎,修场坝,筑道路,一下子把土石掏松。春夏之交的连绵阴雨把土地浇湿后,山体便出现了裂缝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裂缝越开越大,越拉越长。有的房屋堡坎开始前塌后崩,东垮一点,西坍一方,刚刚建好的房屋转眼间就变成了危房,格里的群众坐不住了,晴天还好,遇到雨天,大家睡觉都不安稳。有的人家耕牛不敢关在寨子里,牵到山上牛棚去了,它毕竟是一个家庭赖以养家活命的宝贝,谁也不敢大意。

搬!

这是政府的决定,也是群众的呼声。

搬到新格里5年后,从2008年开始,一些零星住户再次陆续迁出,搬到了2公里以外的乌作溪畔一个叫归代的地方居住。吴邦清的父母和3个哥哥,就是那时候迁往归代的。而他本人,由于在陡寨有老屋基,荒废了觉得可惜,再说要迁往归代,得重新找屋基,很麻烦,于是决定直接迁到陡寨老屋基建房,与几个哥哥距离稍稍远了一些。这一年,他们兄弟几个拼尽全力,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迁徙。

新建的房子一经拆下,捶捶打打,磕磕碰碰,损坏的较多,加上原本就是依山就势而建的吊脚木屋,搬迁后地基有所变化,有不少的枋柱几乎都不能使用了,于是吴邦清花钱向别人买来旧屋架,再东拼西凑一些木板,勉强完成装修。当他把房子弄好,刚有一个遮风蔽雨的地方,谁曾料想到紧挨湖边的陡寨也出现了地质灾害,而且还十分严重,整个山体松动,有滑坡下落的趋势。这里山势原本就比较陡峭,平日里时常有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,有的人家被落石击通瓦片后,接着击穿木楼板,直至打碎厨房里的饭锅。

恐怖像一张无形的大网,严严密密地笼罩在陡寨的上空,也时刻威胁着陡寨每一个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就在吴邦清入住新居不久后的2010年,他与整个陡寨人一道,举家往归代搬迁,在乌作溪畔的一山弯水边,他找到了一块屋基,紧挨着3个哥哥,认认真真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家。当他完成第三次搬迁时,距离上一次也仅仅过去两年时间。俗话说:“人搬穷,火搬熄”啊,在这一次次的搬迁中,屋里仅有的一些家什不是摔坏,就是弄丢了,一时间,屋子里显得空落落的。

归代原本只有几户人家,破破烂烂的茅屋,牛棚一般守护着半山梯田,坐落在培基山下的一处山洼里。三板溪水电站蓄水之前,这里基本上处于山腰,距离山顶的乌珠坳虽然尚远,但距离山下的康中河也还有一段距离。三板溪蓄水以后,因水位上涨,这里距离湖面并不远了。在格里周围一两公里范围内,找不到更适合建寨的平地,格里平寨和陡寨的群众几经搬迁,最后才把目光集中到了这里。大量住户从山下拥来,一下子归代就成了一两百户人家的大寨,一栋栋房屋从溪沟旁不断向两边山坡辐射拓展,层叠错落,参差堆砌,颇有几分规模。作为库区建设移民新区,归代寨的建设还算不错,做到了路通、水通、电通、电视手机信号通,在寨子的主干道路上,甚至还安装上了路灯。山上绿树蔽日,山下碧波如镜,水面上白云在屋宇间缭绕,鱼虾在村巷里游弋,美得让人心动。这个寨子有一部分群众隶属黎平县,一部分群众隶属剑河县。户口是黎平县的,在行政区划上归德化乡培基村管辖,户口是剑河县的,在行政区划上由南加镇格里村管辖。其间没有明显的疆域界线和地缘界碑,大家和睦相处,水乳交融,一寨两县,地缘区位十分特殊。

搬入归代时,由于生活困难,经费紧张,吴邦清已经没有能力再建新屋了,只能把陡寨的房子小心翼翼地拆下来,再请人一柱一枋一木一板地抬上山去,在平整好的地基上竖立起来。他选个日子,找来亲友帮忙,把屋架立起后,草草招待前来帮忙的客亲,也没办什么酒。收拾好这一切,已经是夜深了,他和妻子累得瘫坐在那块宽大的垫柱石上,流萤从眼前飞过,自带的亮光在夜空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;如鼓的蛙声,和着蛐蛐以及别的夏虫的吟叫声,高一阵低一阵地从四面涌来;远处传来杜鹃和猫头鹰清脆的啼鸣,一声声回山应水。想想这些年生活的不易,夫妻俩突然觉得鼻子一阵发酸,便相拥痛哭,一任微咸的泪水洗涮内心的委屈和痛苦。哭过叹过,他们抬起头,擦干泪,希望从此以后交上好运,告别贫穷,一帆风顺,过上美满而幸福的生活。

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以后,确实也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的幸福和欢乐。不管孩子们是哭是笑,是打是闹,总能带来丝丝暖意,把家的气氛营造得很浓。

格里人的良田沃土大多被湖水淹没,所余在坡上的稻田已经不多,而且多是望天水,风调雨顺的年辰就有收成,如果旱魃成灾,那些坡上田就会颗粒无收。因此近些年来,格里人大多不太种田了,缺水的坡上田大多种上了一种叫勾藤的药材,闲置的劳动力就大量外出务工。吴邦清也和村里人一样,孩子小时,由妻子在家照看着,他一个人出去打工。等到孩子稍长大了一点,夫妻俩就结伴同行,足迹遍及沿海诸省。进过厂子,驻过工地,搞过建筑;吃过隔夜的冷饭,啃过变馊的馒头,喝过不洁的生水,露宿屋檐涵洞。每年春节过后就出去,直到年底才回来,像一双候鸟,家成了他们来去匆匆的驿站。他们靠打工挣来的一点钱,弥补家庭生活开销,也靠打工所挣到的一点钱,慢慢填平几次搬迁而欠下的一笔笔外债。

眼看着生活在艰辛中有了一点点起色,困顿的日子慢慢向好,可是在吴邦清兄弟的人生世界里却总也避不开风云突变,命途多舛,而且每一次都来得那么突然,那么狂暴,那么直接,那么不可逆转。

2016年7月20日。

若干年以后,采访格里村归代人时,这个日子竟然连刚上小学的孩子都能清晰地记得,因为在短暂的人生中,遇到让人惊魂不定,刻骨铭心的事情,毕竟不是很多。二哥吴邦锦的两个孩子正在埋头做课外作业,一个13岁,一个11岁,当听到我的提问时,都异口同声地作了回答,尽管那声音分贝极低,却也清晰地听得出因恐惧而变得微微颤抖。

灾难,又是一场灾难。

按照常规,暴雨、山洪一般都集中在每年的端午前后,农谚中自古就有“端午水”之说,进入农历五月中旬以后,阳光一天天变得炽热,雨水也逐渐减少,到了七、八月份,晴空烈日,燠热蒸身,甚至出现旱情,再往后便渐入秋凉,因而《诗经》有言:“七月流火,八月授衣。”可是2016年却注定不寻常,时令虽然进入了盛夏,雨水却一直不肯退去,从5月份以来,总是三天两头落雨,淅淅沥沥,到处涌出山泉,在田边,在地角,在冲沟,在崖脚,随便扒开杂草刨挖一下,便会有清水汩汩地涌流出来,整个大山仿佛变成了正在溶化的冰块。

“今年好雨水,种田的人家能有个好收成。”

“是的哟,只可惜我们家没田种了。”

吴邦清的父亲和母亲坐在门前的木凳子上,望着山下湖面迷蒙的雨雾,对话中有几分祝福,有几分祈盼,也有几分羡慕。

“活了一辈子,也难看到这样好雨的年辰。”

“是啊是啊,都7月份了,还感觉有点凉。”父亲一边说,一边把挂在屋柱上的长袖外衣取下披在身上,也顺手抓过老伴的外衣,搭在了她的肩膀。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,几十年来,似乎没见过这么持续不歇的雨。

那一年,时光似乎总也走不出长长的雨季,由于太阳迟迟不肯光顾,家里仅有的一点陈年稻谷也晒不出来,缸里的米快要吃完了,人们只得坐船出去,跑到镇里买米应急。洗好的衣服晾晒在楼上或廊檐的竹竿上,好多天了也干不了,都7月份了,还得烧火烘烤。就连床上垫的和盖的,都湿漉漉,润滋滋,躺上去粘乎乎的,浑身不爽。

雨就这样一直不停地下着,点点滴滴,无休无止。起初,人们觉得是遇到了好年辰,尚颇有几分欣喜,渐渐地就变得有些厌倦,甚至于不耐烦起来,每天起床打开窗户望出去,远山近岭云遮雨罩,即便偶尔露出一丝阳光,出了门,天气也是说变就变,陡然间就被淋个透湿。

进入7月中旬以来,每天晚上,长脚蚊、水爬虫、飞蛾成群结队地往家里飞,往路灯上扑,这时,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可能要出现水灾。不过转而又想,他们远离了大江大河,即便山下的湖水再涨,也淹不到村子里来,不必太过在意。

自然界里万事万物都有一定规律,一旦违背了这个规律,就会美丑易位,物极必反。

7月20日早上8时许,天已大亮,这时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,暗无天日,像一口倒扣着的大铁锅,房顶上的烟柱直立着,一丝风也没有,整个寨子陡然变得黑漆漆,闷沉沉,阴森可怖,路灯也突然亮了起来。眼看着极端天气马上来临,大哥吴邦银一边提醒村民注意安全,一边把兄弟几家都叫醒,做好防灾抗灾准备。

二哥吴邦锦家距离小溪最近,一旦山洪暴发,他家最危险,于是小弟吴邦清迅速前去叫门。二嫂吴练凡连续几天劳累过度,加上昨夜睡的很迟,早上睁开眼睛时,发现天气阴暗,正想再美美地补个回笼觉,不曾想有人紧急拍门把她叫醒。她迅速起床,一边把孩子和老人招呼到安全的地方安顿,一边去搬运东西。她刚出门,豆大的雨点一颗两颗砸在她头上,隐隐生疼。来不及打伞,来不及戴头篷,甚至来不及躲避,这雨点瞬息间就变得密集起来,如珠,如线,如泼,如泻,如倾盆。狂风呼啸而来,山岭上的树木好像被一双双无形的大手抓过来,又扯过去,随时都有可能脱离土地,乘风而去。平静清亮的乌作溪,一下子变得浑浊起来,水越涨越大,似河,似瀑,似决堤。浊水卷着落叶,腐木带着泥沙,浊浪裹着恶意,浩浩荡荡,横冲直撞,万马奔腾,一路狂泻。

归代寨二十来栋房屋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山洪中受损,有的倾斜,有的倒塌,有的柱脚被淘空,有的板子被冲走,有的柱子被冲断。没倒塌的,也扭曲变形,龇牙咧嘴,有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抽象画。而在这些众多的灾民中,要数吴邦清兄弟四人受灾的程度最为严重。因为他们的房子距离水边最近,堡坎砌得最多,洪水到来,自然首当其冲,受到的破坏也最大。

当然,最最严重的还是二哥吴邦锦一家,他们刚刚把人员转移出去,正要返身去抢救家里的东西,这时突然一阵大水袭来,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三间木屋瞬间倒塌,接着再一阵洪流卷过,摧枯拉朽,片瓦不存,等到水退过后,竟然连堡坎、地基都不复存在了。

吴邦清兄弟几个站在怪石滩上,面对二哥吴邦锦曾经的房屋地基,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贫如洗。

人们从家里转移出来时,趿着双塑料拖鞋就跑了,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来不及带,好在正值夏天,衣服白天穿脏了晚上洗一洗,第二天又接着穿,在亲戚家东混一餐西蹭一顿,凑合着对付。县、镇两级党委、政府得知归代受灾的消息后,及时委派救灾部门送来了帐篷、粮食、衣服、饮用水、药品和生活用品,让灾民们有住的和吃的。紧接着,通过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努力工作,这批灾民全都转移到了城镇安置,有的在县城,有的在凯里市。吴邦清四兄弟,就是那批易地扶贫搬迁户。在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,他们把所分到的移民住房稍作装修,并于2017年夏天,陆续搬进了新居。

当他们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搬迁时,距离乌作溪那场恐怖的水灾,过去还不到一年时间。

回想起这四次搬迁,小弟吴邦清颇有感触:始于响应政府号召,支持国家建设,终于党的政策恩惠,受益于政府精准扶贫。从山乡野老,田妇村童,摇身一变,而今成了城里人,浮生若梦,往事如烟。半生以来,受灾却不受苦,受穷却不受气。树挪死,人挪活,愿未来人生的路越走越宽。

兄弟四家搬到了城里以后,因为老家还有些实际困难,吴邦银和吴邦锦让老婆、孩子住在市里,自己则时常抽时间返回格里归代,一边打工,一边照顾年过八旬的老父和老母,尽儿子的最后一份孝道。

吴邦银在家里排行老大,五十多岁,是南加镇格里村党支部书记,肩负着全村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工作,现在正值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,作为战斗堡垒中的主心骨,肩上担子的份量不言自明,须臾也不能离开战斗岗位。2017年,他把家搬到了清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后,在社区的帮助下,将女儿安排进了凯里市四中九年级,儿子安排进了凯里市六中七年级,给妻子找了份工作,自己就匆匆忙忙去返回格里归代去了。他深知,自家脱贫事小,村里脱贫事大,只有大家都生活好了,自己才过得安稳。这个个头瘦弱的侗家汉子,心里时刻装着的都是党的任务,是村里群众的疾苦,得返回那个贫困的山村去,带领全体党员和群众,打拼着、嘶吼着、努力着,用体力、用毅力、用智慧,扛起沉重的生活和工作杠铃,坚决打赢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。

吴邦锦,五十出头,在家里排行老二,妻子吴练凡也年近五十。他们一家搬迁到清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以后,社区帮助他们联系,两个孩子都安排进了附近的三小就读,女儿上六年级,儿子上四年级。吴练凡没读过几年书,小学没毕业,社区举办就业培训时,她参加了订单式手绣编织班学习。那天,我去他们家采访,正值难得一遇的久雨初晴,初春时节淡淡的阳光透过玻璃,从窗外朦朦胧胧地照射进来,阳台上顿然显得有几分薄薄的暖意。她把一张简陋的小桌摆在阳台上,让女儿在那伏案做功课,儿子则占据着客厅里的茶几。姐弟俩的各种奖状、证书贴满了整个电视背景墙,走近去仔细端详,发现大多是南加小学发的。吴练凡说,到了凯里市三小以后,姐的成绩还不错,弟弟要逊色一些。我想,从乡间进入城市,这是个大的跨越,从教材到教学方式,从学习环境到校园管理,这恐怕都有一个大的变化,老师要熟悉学生,学生也要适应老师,这得有一个转化的过程,一旦适应了,就会很快好起来的。我这番话算是分析,也算是对吴练凡母子的一点鼓励和安慰。听了我这话,两位孩子频频地点头。

吴练凡坐在沙发上做皮凉鞋鞋面饰带的编织。她把饰带递到我面前说,这饰带由社区与厂家联系,厂家把货发过来,编织完成以后又集中把货发过去,每编织一条,获五角钱的手工费。东做一点,西做一点,一天下来,也可以得到两碗粉钱。我是刚学做,不熟练,以后熟练了,可能要做得快些。

一时间在凯里市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,春节过后,吴邦锦又返回格里归代去了,一者是前些年他与村里人合伙买了条铁壳船,往返于格里归代——南加之间的湖面上跑运输,每个客人单程票价12元,如果客人多,生意好,颇有些收入;二是老父老母需要人照顾,他也必须回去。年迈的双亲体弱多病,坐船晕船,乘车晕车,是那种翻肠倒肚般的吐,身患大病似的晕,除非是步行,如果坐船乘车,无论如何动员,他们也不愿意出来,宁可在归代住救灾帐篷。这恐怕也是故土难离,乡愁难舍吧。毕竟在那个闭塞的山沟中,在那片贫瘠的土地里,埋葬着他们的祖坟,也埋葬着自己的衣胞脐带。人老了,固有的生活背景已不想更换,固有的生存文化已不能改变,吴邦清他们兄弟几个也就随老人去了,只能轮流着回去照顾,直到生命的终了。

吴邦坤,48岁,单身汉一个,属于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型。他生性内向,不善言辞,在找对象问题上,年轻时喜欢挑三拣四,可是随着年龄渐长,加上家里贫穷,就没人看得上他了。一年又一年的翻过,转眼就奔五而去。作为贫困户,也作为灾民,他安置在白午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。把家搬完以后,自己就外出打工去了,如今野鹤闲云,萍踪不定。

我们聊着的时候,吴邦清的妻子杨贵平忙着在卫生间里洗漱。搬入小区时,她参加了一期育婴师的培训,后来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,在市区一家酒店做保洁员,工资虽然不算太高,却也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,更主要的是离家较近,可照看孩子。两个孩子中,大的是男孩,15岁了,在凯里市四中上九年级,小的是女儿,10岁,在凯里市三小上三年级。吴邦清去年在成都做弱电安装工程,春节过后还没接到活,就在市里做些零零碎碎的事,打算三月底或四月初再出去。

临别时,我问他,这半生中四次迁徙,你有什么感受?他想了一会,然后很肯定的对我说,四次搬家就好比上楼梯,应该是一次比一次好,最后成了城里人,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。现在有了这个机会,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,反正在哪里住都靠打工找收入,好好努力,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。

 

作者:杨贵和,男,1964年出生,侗族,贵州黎平人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凯里师专毕业后分配入伍,半生戎马三尺剑,两架诗书一支笔。多年来坚持从事业余写作,发表各类文章百万字,有散文、通讯、影视评论在全国、全军获奖,与人合作出版两部长篇报告文学《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里》、《脚尧村的小康路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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